我们都知道，“酒”在我国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，酒文化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仅仅只是过年过节要喝酒，在平常的生活中也离不开酒，尤其在饭桌上!
而在职场上，不知从何时起就有了边喝酒边谈业务的习惯，先喝酒，把客户喝满意了再签合同吧!
但是这种潜规则不仅伤财还伤身，甚至可能喝丢你的命!
案例
欧阳系西域公司职工，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。
2018年，欧阳抵达北京分公司与客户进行技术交流，晚18时左右，经领导同意在公司食堂陪同客户就餐。
餐后，欧阳住宿北京市海淀区某花园5号楼102号。
陪客户用餐后的当天晚上，公司员工发现欧阳意识丧失、呼之不应，遂拨打急救电话并报警。随后救援中心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欧阳双侧瞳孔散大固定，对光反射消失，四肢僵直，宣布临床死亡。
公安机关出具“死亡证明”记载：“因酒后猝死”
随后公司申请工伤认定。
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为欧阳受到的事故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(二)项之规定，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不予以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。
公司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，维持人社局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公司不服，向法院起诉。
起诉理由如下：
1、被告作出的决定没有综合考虑欧阳的死亡原因，引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，与《社会保险法》关于醉酒不予认定工伤的规定不一致，欧阳的情形应适用《社会保险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的表述强调醉酒与职工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。醉酒不应一律作为不予认定工伤的事由，应视职工醉酒与自身伤亡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区别对待。《社会保险法》在效力上高于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应当以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为裁判依据。
2、被告作出的决定中事实未予查清，欧阳的死亡原因没有明确。欧阳生前尽管存在饮酒情形，并达到醉酒状态，但醉酒并不必然导致死亡。
一审法院认为：本案的焦点是：行政机关作出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和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是否正确;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(二)项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七条第(二)项是否冲突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“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，不认定为工伤：(一)故意犯罪;(二)醉酒或者吸毒;(三)自残或者自杀;(四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”。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“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的规定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：(一)故意犯罪的;(二)醉酒或者吸毒的;(三)自残或者自杀的”。
本案中欧阳的死因有《鉴定书》，该鉴定中欧阳的心血中检出乙醇，含量为325.6MG/100ML，参照我国驾驶员醉驾的判断标准为：每100ML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以上，属于醉酒驾车。欧阳的每100ML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325.6MG，属于明显醉酒情形。
欧阳在因公外出期间酒后猝死存在醉酒情形，被告作出决定适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第二项规定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;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(二)项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七条第(二)项不发生冲突。二被告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和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，符合法定程序。原告诉讼理由不成立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法院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公司不服，继续提起上诉。
二审判决：欧阳饮酒后猝死，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远超过醉酒标准，不属工伤
公司还是不服，向高院申请再审。
高院裁定：欧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远超过醉酒标准，符合酒后猝死，公司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。
我们都知道工伤是工作中时间在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的伤。
但是上述案件中，欧阳因为陪客户喝酒，是为了工作原因，在履行工作职责期间病发，属于工作时间，病发的地点虽然不在公司，但是由于喝酒的行为确实是属于工作安排，因此喝酒的地方可以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。
因此按照以上这些标准来看，欧阳确实是属于工伤。
但是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职工虽然符合工伤认定标准，但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：
1、故意犯罪;
2、醉酒或吸毒;
3、自残或者自杀
也就是说，陪酒身亡即使是工作原因都不能认定为工伤。因为陪酒不应该成为正常的工作范畴。
但是作为一名“社畜”只想哭泣，如果领导安排工作我还能拒绝吗?我太难了!
不过虽然陪酒伤亡虽不构成工伤，但单位是员工喝酒行为的发起者，甚至是基于营利目的令员工陪酒以讨好客户，对损害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欧阳家人可以要求单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。
虽然作为“社畜”我们不可能轻易的拒绝领导，但是切忌盲目服从，千万不要因此忽视自己的身体，饮酒伤身伤命，遇到哪些不顾你身体强行让你喝酒的领导，这工作不要也罢，毕竟生命最重要!!!
